奇异果体育app行贿案曝教材灰色出炉史为了得到教材的代理发行权、让教材进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书商陈宁川向时任教育部体育处处长季克异行贿4万元人民币、1.1万美元,向时任教育部教材管理处调研员王安华行贿140万元人民币。
季克异,1951年生人,曾在北京四中当过六年体育老师,后成为教育系统官员,先后担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司师资与教材处副处长、体育处处长,因受贿罪被判刑7年。
一个地处四川的小公司老板,能够认识部委官员当属“幸运”,陈宁川不愿放过机会。他试图和季克异加强联系,增进感情。每逢节日,陈宁川都会向季克异问好,买皮包、皮带等高档礼品给他。
季克异告诉他,自己正在组织一项与中小学体育有关的课题,以提高体育教学质量为由,向当时的体卫司司长建议开展一项课题研究,课题的载体通过实验教材来呈现。
“季克异对我说,课题组认为可以编成中学体育实验教材,向学校推广。如果我代理发行这本教材,肯定挣钱。”陈宁川说。
1998年,教材已经快编完了,季克异将高等教育出版社生地体环编辑室副主任肖彤岭介绍给陈宁川认识。
肖彤岭当场答应。事后肖彤岭解释说,高等教育出版社在2010年底之前一直属于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其所在的生地体环编辑室需要接受教育部体卫司师资与教材处的“业务指导”。季克异身为该处的副处长,是他的“上司”,不敢得罪。
肖彤岭也把季克异的意思向社领导做了汇报,时任总编辑兼副社长的张增顺表示,“按领导的意思办”。
张增顺讲了自己的考虑:按照正常工作流程,本社编辑出版的书应该由本社自己发行。但他明白,如果社里把季克异的要求拒绝了,这套书的出版权社里肯定拿不到了。
他说,教育部的师资与教材处其实有很多项目需要出版。出版社同意季克异的条件,也是为了长远利益。
之后,陈宁川以西南文化经济信息开发服务中心的名义与高等教育出版社签订了教材代理发行协议,教材的名称是九年义务教育初级中学实验教材《体育》(三册)和全日制高级中学实验教材《体育》(三册)。
季克异还告诉陈宁川,教材实验区的确定是下一步实验教材的发行、征订数量的基础。教材的一些编委是各省市教育厅的领导或下属相关处室领导。
2000年9月,陈宁川听说季克异的女儿正在英国留学,便以资助孩子留学的名义,给了季克异1万美元。
2001年9月,陈宁川再次去北京拜访季克异,聊天中得知他要出国考察,又给了他1000美元作为“零花”。
对于专程兑换美元行贿的做法奇异果体育,陈宁川解释说:“当时,送人美元显得很有面子,所以,给人留下的印象会很深。”
他进一步说道:“我送钱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感谢,二是通过合作我认识到了他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为了将来的其他合作奠定感情基础。”
根据陈宁川的公司与高等教育出版社所签的协议,陈宁川的公司是唯一的发行总代理,业务包括该书在全国的推广、宣传、发行和结算业务,每年陈宁川从发行码洋中提出大约5%或8%给高等教育出版社作为管理费。
但协议签订前,肖彤岭把陈宁川单独约到民族饭店“喝咖啡”。其间肖彤岭说得很直白,除了给出版社的管理费之外,陈宁川还得给自己回扣,并开出了价码——码洋的3%。
1998年7月,这套教材作为实验教材,在山东、河南、吉林、黑龙江、江苏、福建等省的一些学校使用。
从1998年到2000年,陈宁川感觉到,公司每次到出版社办各种手续的时候,肖彤岭都会故意设置障碍。
陈宁川称,因为肖彤岭从中作梗,代理发行工作时不时遇到困局。再后来,肖彤岭对他明着说,要求他把黑龙江奇异果体育、河南的代理发行权交出来,由他找人代理发行。
陈宁川意识到,当初自己拒绝肖彤岭是个“错误”。2000年的春节前夕,他主动给肖彤岭打电话,称要对他“表示感谢”。
肖彤岭心照不宣地用手机短信发过来一个中国银行信用卡的卡号,户头是他妻子。陈宁川随后分两次汇给肖彤岭8万元。
钱汇了,人情却还是没换来。之后不久,陈宁川发现,国内部分省份的新华书店收到高教出版社的函件,称教材的发行代理单位已经变更为“世达公司”。
是因为送钱送得太晚,还是因为送得太少?陈宁川自己也没琢磨明白。他打电话给肖彤岭问“世达公司”是怎么回事,对方不置可否。
“他没具体说要多少钱。我大概一算,一辆捷达全办下来得10多万。所以我就在2002年1月给他汇了10万元。”陈宁川说,这笔买车钱终于起了作用,从那以后,肖彤岭对他的态度才有所好转。
陈宁川被抓后称,教材发行的最初几年,由于是实验教材性质,发行范围有限,他的公司挣到的利润也有限。
2000年,教材更名为《体育与健康》,参加实验的学校范围有所扩大,但陈宁川不满足。他希望教材能够尽快“转正”,以扩大发行量。
本世纪初,正是教材出版发行改革举措频出之时。教材想“转正”,必须进入“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按照规定,各省市的通用教材,必须从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的教材目录里选用。
通过这几年和肖彤岭等人打交道,陈宁川感到教材出版行业“很复杂”,不多认识一些人做靠山根本不行。
政策的研讨、制定都要经过司务会讨论研究,王安华作为处级调研员会参加这些会议,因此他对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的有关规定以及政策导向非常清楚。
虽然这些规定形成决议之后会对社会公开,但在讨论阶段是不公开的。而作为教材的出版、发行商,提前了解有关规定才是最重要的。
季克异请王安华多关照陈宁川,以帮助陈宁川的教材能顺利通过。此后,陈宁川与王安华先后见了四五次面,一起商量“教材进目录”的事。
同时,季克异作为实验教材的主编也写了研究报告,连同教材书稿一并送到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查审定委员会审查。
半年后,教育部发出通知,宣布对教育科学出版社报送的《体育与健康》立项通过,通过审批进入“目录”奇异果体育。
陈宁川之后向王安华不断示好。他这么做,除为了从王安华处了解教材出版方面的政策动向,也是为了将之前的合作方高等教育出版社踢开。
各个出版社的教材都要送教材管理处审查。作为教材管理处的公职人员,王安华对国内各家出版社的资质、水平等都很了解。
最后,陈宁川选中了教育科学出版社。于是王安华和教育科学出版社的领导打了招呼,说有套叫《体育与健康》的教材不错,问教育科学出版社感不感兴趣。
2003年6月,教育科学出版社与陈宁川名下的四川天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教育科学出版社负责出版教材,陈宁川的公司负责发行,合同期为8年。
教育科学出版社负责课标教材建设的员工郑军表示,社里能接下这套教材的出版任务并由陈宁川代理发行,是考虑了王安华的面子。
王安华,1948年生人,原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教材管理处调研员,因受贿罪被判刑15年。(图片系由合影截图而成)